夏晓虹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晚清女子社会化教育发端之际，北京曾经出现过60多所女学堂。参与其事的女学先进，姓名与事迹至今已多半湮没。本文选取其中三位，即郑天挺的母亲、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陆嘉坤，梁漱溟的母亲、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张春漪，以及捐献遗产以兴办慧仙女工学校的蒙古族妇女慧仙，从负责教学、学生管理与捐款人的不同身份，力求还原晚清北京知识女性与北方女学展开的细节。以此揭示晚清女学界中强烈的合群互助意识，彰显北京女子学校区别于南方的生存状态。

任雪山    

合肥学院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合肥 230601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郑雄    

复旦大学中国古典研究所，上海200433

随着宋以降“选家”与“选本”的大规模出现，在基于选本“求精”的目的而突出文学审美的价值评判的引导下，宋元之际产生了“选难于作”说这明清士人在延续宋以来直接着眼于选本“求精”目的的探讨之外，又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批注题。此说在明清两代获得积极关注而相关论说也愈趋丰富。前者依旧归于于选本“求精”目的的讨论，而不是跳出了这一界域限制，将解释说从文学审美的尺度提升举到了接续“道统”与实现“教化”方面，对于在传统文学评论体系中提升“选难于作”说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意义。

王先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南京 210004    

《积书岩宋诗删》是清初顾贞观编选的一部宋诗选本，这部选本体现了顾贞观与当时宋诗风尚的不同。在当时评论和选本均没有看重王安石诗歌的情况下，顾贞观竖起了推崇王安石诗歌的旗帜；在朱熹诗歌价值被其理学家身份所掩盖时，他发掘出朱熹理学诗之外的理学家诗歌的价值；在对刘克庄诗歌评论少而选本选入多的情况下，顾贞观更突出肯定了刘克庄诗歌观念重“变”的价值，挖掘出刘克庄诗歌描写日常生活和时事两方面的价值。以顾贞观《积书岩宋诗删》为代表的宋诗选本，在清初对诸多宋代诗人诗歌评论很少甚至缺失的情况下，展示了清初诗人接受宋诗更为丰富的一面。

赵培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黑格尔在1821年手稿中，以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为线索，揭示了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中的救赎辩证法。罗马知性宗教在有限和外在的目的格局中看待上帝，把上帝降格为围绕人类目的旋转的外在手段。人失去了与上帝内在贯通的力量，在精神上陷入上帝已死，再无救赎的绝对痛苦中。自身彻底丧失的绝望困境促使意识向普遍的思维回归，扬弃自身的有限性和外在性，为人与绝对本质的和解提供了精神契机。黑格尔以知性宗教体现的抽象生活形态为精神标本，意在揭示启蒙教化的困境，提振现代人统一的生活格局。

高勇    

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 北京 102249

从米尔斯的经典文本入手，指出“中产阶级”概念当中包括结构位置和价值期许的双重意蕴。没有切实的结构位置，价值期许就失却了具体的担当者而悬在半空；但没有价值期许，结构位置也就元气消散而徒有躯壳。中产阶级研究在当下中国情景中的根本困扰是，内含在“中产阶级”概念中的结构位置与价值期许的双重意蕴在现实中并非稳定地耦合在一起。解决上述困扰的现实办法，不是使中产阶级概念“操作化”或“指标化”，而应当是立足于具体的结构位置，然后从不同结构位置彼此如何“看待”的关系视角去考察结构位置与价值期许之间的动态关系，去考察对“中产阶级”的社会认知在这种动态关系中如何逐渐沉淀凝结。

周红莉, 张卓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武汉 430000

在安东尼·吉登斯的“脱域”与“再嵌入”框架下，扎根于HIV感染者的网络社群进行观察及访谈。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HIV感染者逃离附着于身体的人际线索，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制度系统及行为逻辑等多重现实脱域，呈现出空间上从现实转向虚拟、身体上从在场转向缺场的动态过程。HIV感染者重构了信任机制，通过情感沟通、社会互助等行为再嵌入“线上”社会生活，形成了自我认同及新的文化表达场域，建立了乌托邦式的交往空间想象。同时互联网也给HIV感染者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危机，以致其身体在线上线下交流中呈现出多重社会意涵。

张金科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3

《刑事诉讼法》已经确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后可以从宽处理，但这种程序性激励的从宽后果并没有在实体法上得到追认。认罪认罚从宽虽兼具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属性，却无法获得与自首，坦白等法定情节的同等法律法规。试点过程中“程序从简有余，实体从宽不足”的弊病在全面施行之际仍然存在，并同时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而不断放大。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缺乏实质化”并不会因辩护律师的身份获得而明显改观。辩护人提出量刑意见的“议刑权”无法与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争取刑权”等质齐观。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实施与健康发展，证明在《刑法》中将认罪认罚改为为纠正纠正情节。控辩审三方需建立沟通机制，确保认罪认认罚的律师应加强量刑辩护预期管理，树立针对不同程序区别辩护的布局观。法院应坚守量刑法官的干预权，强化对文书量刑部分的充分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