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兆云，1971年生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62021

施彦军，1984年生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362021。

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的情形下，一段时期以来，英国和美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范围、方式、程序以及监督救济等方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以期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英国和美国为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尽管它们的具体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略有不同，但其经验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王薪喜，1989年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100084

孟天广，1983年生

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100084

城市作为政治现象产生发展的重要场域，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本文从“空间”与“治理”视角对城市政治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结合个体、社区、城市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主体，本文总结评述了市民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社区发展非均等化、社会资本、城市中的“邻避”现象与城市政体理论等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城市政治研究应该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城市特点，发展出切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政治议题。

徐彬，1977年生

博士，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311121

卜永光，1983年生

博士，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311121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王玏，1990年生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0062

2019年欧元迎来弱冠之年，十年前欧债危机作为在发达国家超国家货币联盟内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欧洲中央银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央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非“技术性”。欧洲中央银行传统政策授权无力应对欧债危机，弱经济成为新常态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疑欧主义盛行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危难时期亟须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等因素的相互作用都导致了欧洲央行的政治化。欧洲央行行动的政治考量因素增多，其政治化的影响表现在其职权范围超越最初授权，政策工具及潜在目标增多，欧洲央行及其政策的政治影响力增强，对它们的关注、争议、批评甚至反对加剧。欧洲中央银行政治化还助推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未来欧洲央行任重道远，将承担起更多恢复市场信心、复苏经济以及促进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责任。

黄平，1958年生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李奇泽，1988年生

博士资格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100732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跨国流动性差异，以及资本的高收益率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化设计等因素，都会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并且唯效率优先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会使金融资源分配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再加上财富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会让富有群体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也会恶化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

孔明安，1963年生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00071

谭勇，1993年生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300071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当今，从意识形态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本文基于阿尔都塞、佩肖和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进行了简要分析。首先，阿尔都塞通过提出意识形态质询理论，勾画了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这涉及大（他者）主体、个人和主体三个角色，并且镜像承认是保障个人被质询为主体，保障大（他者）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保障主体对大（他者）主体的绝对臣服的关键要素。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一机制，使无数主体自动运转起来。其次，佩肖发现了阿尔都塞镜像承认中存在的悖论。在他看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中的“个人”总是已经是一个话语主体，是一个作为意识形态质询结果的主体，只有承认被质询的“个人”已经是一个话语主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承认才能真正成功。最后，齐泽克从精神分析的维度，提出意识形态承认的成功离不开主体的幻象—框架。只有大他者的质询与主体的幻象—框架相一致时，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主体对“质询”的反抗和排斥的情形。总之，区分不同情形下意识形态质询及其与承认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当今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胡键，1968年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020

虽然雅尔塔体系从没有规定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并单独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美国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国（霸权国），进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它也因此将国际公共产品视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尤其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美国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逐渐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修正者、建设者，甚至是供给者、创新者。中国角色的变化源于中国实力的变化，既包括经济实力等的增强，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政策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中国提出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的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从多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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