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师生关系:上学就是上班,导师就是老板

发布时间:2018-11-28

近日,多地相继出台“十不准”政策,为高校导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划定“红线”。其中不准安排学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不准强行安排学生在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等规定,可谓直戳现实痛点。


近年来,有关师生关系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蒋华文因不堪导师压榨在校园内坠亡;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等等。

次多地出台“十不准”政策,应该说有总比没有好,需要给予肯定支持。但这十不准”准则中,许多原本属于教师职业修养职业规范内容,甚至有的属于做人的起码道德修养,而今却需要出准则约束,不仅说明“十不准”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商业化环境下,高校对教师队伍管理约束鞭长莫及的无奈一面... 


中国导师制度的由来

中国早在1938年就正式引入了导师制,当时规定导师必须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和身心进行全面指导。

但也正是这项制度给广大教师和学生带来额外的行政工作和思想负担:

一方面,导师必须定期记录学生的各项情况,并进行书面汇报,有监控学生之嫌疑;

另一方面,学生毕业后的言行也要曾经的导师承担连带责任,令教师承担极大的政治压力。1945年,教育部正式废除导师制。


改革开放之后,导师制又重新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初是在博士阶段开始实行。

1993年开始,博士生导师聘任的权限下放到地方高校的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审批的行政程序不断简化,但对导师的职称、学历和科研资历要求却不断提高,强化了导师资质审核,与此同时,缺乏对导师有效的监督管理和评价机制。

很多高校教师的终极职业目标往往是成为博士生导师,因为博导资格在中国的语境下,不仅是一个工作岗位,而且一种行政头衔、职业荣誉和资质等级。


为何师生关系会“变味”?

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导致师生比严重不平衡,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本身就重,难以抽出充足时间为学生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指导教师的岗位津贴标准极低,难以形成激励机制。站在教师的角度,让学生参与到科研工作之中,分担科研压力,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学术劳动,成为了指导实际的驱动力。

而随着高校以论文数量与课题项目为核心的工作绩效考评体系的建立,教学工作和社会服务迅速变为边缘工作,科研成果才是关键绩效指标。

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渠道,都取决于科研成果。在这一普遍压力之下,学生自然成为导师转嫁和外包科研工作最直接、方便和廉价的人力资源。


导师权利过大也是诱因

在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的基础上,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论文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成为了科研经费和生活费的直接来源。这样造成的潜在的后果就是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老板-员工的雇佣关系。

学生的劳动报酬、生活费和奖学金全部仰仗导师,而这一雇佣关系又是非正式的、不被法律承认的,自然也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这也难怪会出现:“上学就是上班;导师就是老板”的说法。

此外由于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个人的论文发表、毕业答辩、出国推荐、工作推荐甚至未来在学术圈是否能站稳脚跟,也都取决于和导师的关系。

必须承认,出于知识权威的持续作用,绝对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不存在的。但是导师与学生之间除去各种权威产生的权力关系外,应该或者必须是对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基本社会意识,除了需要政策约束外,还需要更多人参与构建。

(综合来源:北大新媒体公众号、长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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