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文化的影响可以由历史和逻辑两个视角展开讨论。历史视角指科学对文化影响的沿革，逻辑视角指科学作为要素对文化作为系统在结构上的影响。历史在先，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史的整理、概括和抽象。
一、科学萌芽诱导传统文化“脱域”（dissembedding）和现代文化生成
传统文化，在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自然性和同一性,科学与文化处于混沌之中；在人类学意义上表现为不可通约和杂多性，是嵌入编码知识，知识与语境和主体的嵌入，以及彼此间不可通约.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彼此间处于混乱之中。
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科学兴起。科学的萌芽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萌芽的意义在于原始的混沌中出现了独立的要素，专一研究自然（随后有市场经济），继而诱导传统文化脱离时间与空间的羁绊并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这种影响首先直接地表现在本体论上，如日心说、进化论和时间图景等。这些新的陈述体系一方面销蚀原有陈述体系的神秘色彩和价值理性，另一方面为各民族提供一致的可共享的陈述体系。这种陈述体系的核心就是机械论。机械运动是自然界中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人类对自然和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从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步提升。一再受到批判的“人是机器”，以及社会也是一架机器，可以拆卸为其零件即个人，也可以再以彼此间的契约组装起来；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销蚀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特殊的陈述体系，也就是嵌入在本民族中的编码知识，又为现代文化奠基。其次是科学理性，表现为求真，通过理性的质疑和经验的证实获得与客观世界一致的图景。善与美要让位于真和对真的探索，事实和规律也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要成为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基础，而作为传统文化基础的陈述体系却经不起科学理性的探究，甚至不容质疑。传统文化必然随着其陈述体系的销蚀而塌落，同时在“真”，在社会发展规律，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化。第三，同样深刻的影响在于科学的方法。人类掌握并充分发挥自古希腊就已经形成的抽象和分析方法，在现象后面寻找本质，杂多之中发现一致，经验后面揭示规律，以及在变化后面探寻不变的存在，一句话，揭示非嵌入编码知识。凭借抽象和分析方法，伽利略方能排除人的影响，在认识上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从而否定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走向分化；同时也剔除了传统文化附加于自然物之上形形色色的价值理性和神秘色彩。笛卡尔所钟爱的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思考以确认自身的存在。分析方法到头来是要得出一致的力和因果关系，一直还原到最简单的机械关系。培根倡导的归纳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归纳是要去除个性所赖以存在的背景和历史而得到普遍性，由特殊到一般。再加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前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挑衅”（培根）体现了人的权力和意志，可以超越自然界，观察到自然界所没有的现象和过程，而且在于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和有限规则的条件下，与特定自然界之间的重复博弈，由此便可以剔除主体以及偶然性和语境的影响，揭示自然界的“策略”。达芬奇也认为，“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这就是科学活动的特殊性，重复博弈加有限规则，在此基础上演进博弈。科学活动培育科学家进而西方人守规则，形成陌生人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契约精神。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有限规则，民主意识，合理的怀疑性，这些就汇成了科学精神。凭借本体论的事实和规律，认识论和方法论，凭借科学精神，科学开始瓦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自然性和同一性为天人分离所打破，传统文化特有的意义和价值土崩瓦解，心目中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被代之以人所共知的无任何特殊之处的原子和机械，神圣的光环褪色、“怯魅”。在人类因哥白尼而由宇宙的中心滚到了一个x（尼采）之时，个人则由传统文化的托庇之下被贬为机器。各个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特定的自然，所经历的特殊的历程，都无任何不同之处。正如笛卡尔指出，“…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组成的，而且纵然有无数世界，它们也都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与其把天体机器比作神的机器，不如把它当作时钟装置”（刻普勒）。目的因“只是与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在启蒙运动中，不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等级，都是机器，“5尺来高的人，都遵循机械规律”（伏尔泰）。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根除”、“断奶”，或吉登斯的“脱域”，传统文化从其时间和空间的根源——自然，也就是特定地域，历史和特定境遇中抽离出来（lifting out）。与此同时，在科学的诱导下，应用分析方法和还原方法寻找文化中的事实和规律，现代文化正在生成之中。格劳秀斯宣称，“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甚至神本身也不能更改”，还有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奠定现代文化基础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者宣称，“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他们遵循还原方法追溯到人类的自然状态，揭示人的天赋权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一，科学在认识上认为人是机器，技术则在实践上把人变为机器。在人际关系上，人与人的血缘关系变为机械关系,也就是机器上各零部件之间的关系。机械规律取代宗教、家法与人情成为人际关系遵循的共同法规，把人际关系改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以自然血缘和统治顺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马克思）。在价值观上，普遍适用和清晰易懂的技术理性——强调实用、功利和效率，其特点是“计算”，替代各异的和说不清道不明的价值理性。科学理性体现于认识层面，技术理性贯彻于实践和操作层面。19世纪末的泰罗制则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集中体现。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是适用于各民族认识不同事物和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不同民族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的共同的底线。其二，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代替自然界成为文化的基础。人们不再直接依赖自然物，直接依赖自然界的动力，而是依赖各种机器，依赖蒸汽机、内燃机和电机，这也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自然性和同一性。如果说自然是动物的生存基础，那么自然再加上人工自然就是人类的生存基础。说到底,只有经过改造过的自然——人工自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马克思)。正如原始自然是原始人的家园,人工自然也是近现代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发展在使人与原始自然分离之时,即已开始铸造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同时，标准化为各民族提供人类学意义上普遍的、统一的基础，抹去不同民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于是直接地以各异的自然禀赋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就转型为以标准化的机械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机器不仅创造了铁路、……而且创造了行会、联合会、国会”。现代化“不仅需要化神圣为功利的普遍世俗化、功利化经济动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强大的可普遍化的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智性支持，由此方能形成跨文化差异的理性力量”。近代人在自己的创造物——标准化的机器和彼此间的线性或机械相关——既看到了自身，也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科学——提供非嵌入编码知识，扫除愚昧，从事启蒙，技术——提供一致的行动方式和一致的人工自然。科学和技术共同为现代文化奠基。总之，科学的萌芽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于“脱域”、“根除”和“断奶”，在于人从自然界的提升，切断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在于抹去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可通约之处，为现代文化的构建准备好“一张白纸”，为各民族由自然向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近现代文化就是这张白纸。白纸，就是文化系统在生成之初与其要素科学技术的同一性，也就是系统与要素的同一性。科学技术所主张、所提供、所隐含和所采用的一切，也就是现代文化所主张、所提供、所隐含和所采用的一切。科学发展等同于社会进步。正因为此，于是才有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机械文化等等之称，甚至“唯科学主义”。就此而言，现代文化仍称不上是一个系统。蒯因的名言：“哲学只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可能是这种状况一个说得过去的写照。总之，科学否定传统文化，并为文化系统的生成构筑底线。
作者：吕乃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科学技术哲学、知识论。成果获中国图书奖和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应邀向各省市各级干部和中海油等企业，高等院校作近300场讲演，在多届全国民营经济创新论坛作大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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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号）：擎励中美直播室 （QinglishLive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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